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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購中集中采購,分散采購,代理采購和自行采購的區別是什么

    吉林省藥品集中采購代理2020-10-03 10:45:44人已圍觀

    政府采購中集中采購,分散采購,代理采購和自行采購的區別是什么
    人采購納入采購目錄的政府采購項必須委托集中采購機構采購。
    集中采購的范圍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購目錄確定。屬于中央預算的政府采購項目,其集中采購目錄由國務院確定并公布;屬于地方預算的政府采購項目,其集中采購目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權的機構確定并公布。采購未納入集中采購目錄的政府采購項目,可以自行采購,也可以委托集中采購機構在委托的范圍內代理采購。

    代理采購和自行采購是方式同,如果通過了代理機構采購,那就是代理采購,如果通過了政府采購審批方式,允許自采的,就是自行采購。
    集中采購機構和政府采購代理機構
    2010年終政府采購農產品精準對接會 將于12月在中國農民合作社信息 網開始報名,詳情你可以去看看
    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后,還需要醫藥代表和各級分銷商嗎
    當然存在,也有私人醫院和學校。
    吉林省醫藥采購服務平臺密碼忘記怎么辦
    逗醫是個系統性工程,《》中的任何一個點都可立成篇討論。但從產關系來說,逗三醫聯動地首先就是醫療和醫藥的聯動,本輪綜合醫改也是以逗破除以藥養醫地為重要抓手在推進。
    而逗兩票制地正是破除以藥養醫的直接落地方式,于此,分析兩票制在全國落實情況,不失為解讀逗醫改地的獨特視角。
    兩票制是什么、為什么看
    在與業內人士交流的過程中,動脈網發現,藥品生產流通使用各個環節對兩票制的看法不盡相同。比如藥企認為逗兩票制對財務處理能力提出了要求,要轉變營銷策略,加速對終端的覆蓋地,流通企業認為逗實施之后看起來過程更簡單了,但是原有的業務體系沒有變,只能在監管層面做到盡量合規地,院方則表示逗藥品收入本來就不是的利潤來源,如果行政要求,可以把藥品從剝離出去地。
    以上也可以看出,不同角色對于逗兩票制地的看法不一,而且往往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在解讀政策,首先想到的是政策能夠影響什么,再就是如何應對。所以系統看逗兩票制地的目的是什么,還應該看監管層的逗頂層設計地。
    去年12月26日頒布的《關于在公立醫療機構藥品采購中推行 逗兩票制地的實施意見(試行)》對于兩票制的目的是這樣表述的逗(兩票制)是規范藥品流通秩序、壓縮流通環節、降低虛高藥價的重要抓手,是凈化流通環境、打擊逗過票洗錢地、強化醫藥市場監督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保障城鄉居民用藥安全、維護人民健康的必然要求。地
    實施兩票制,牽扯不少利益糾葛
    逐條來看,兩票制要重新梳理藥品流通秩序,打擊過票洗錢,最終的目的是逗降低虛高藥價地,意即此前的流通體系推高了藥價。這個目標成立的基礎是原有的流通體系推高了藥價,但實際情況遠比這復雜。
    從深層次的角度看,藥價虛高既有制度設計上的缺陷,也有行業和制度上的原因,并且后兩者的作用更明顯。此前動脈網在《從醫藥代表轉型,看一顆藥的奇幻之旅》曾提到,在公立醫療體系內,藥品從生產企業到最終消費者手上,要經過經銷商、代理商,并通過集中招標,最終由醫生的處方體現為藥物的消費,涉及的環節多,牽涉的利益廣,與一般的商品流通存在很大的差異。
    就這幾個點來說,每類角色都有足夠的理由對逗兩票制地做出不同的解讀。比如藥企認為其產品并非市場上的獨家,要實現對終端的覆蓋免不了將利益分成;商業公司則認為其掌握了醫療終端的資源,也需要從藥品的利潤中獲得收益;醫療機構和醫生則認為,其常規收入不符合勞動付出,額外利益是一種補償機制。
    一張流傳甚廣的利益分配圖譜說明了醫藥產業鏈上下游對藥品額外利益的分配機制,從藥企開始,配送商、招標部門、院方、醫生、統方部門、醫藥代表、過票公司等都均參與其中。
    數據來源于網絡,動脈網搜集整理
    那么這里就有必要探討這種利益分配機制形成的原因。首先,藥企和商業公司獲得了逗超額地利潤,但利益分配的大頭卻是在醫生、醫藥代表和過票公司身上,這也和外界一般的印象相左。但是從藥品這一特殊商品的消費流程上說,不向一般消費品由使用者決定,消費的決策權在于醫生手上,所以醫生有理由拿走三分之一以上的超額利潤。
    此前甚囂塵上的逗醫藥代表案地把矛盾的焦點著力在醫藥代表身上,認為其是推高藥價主要推手。但是,別忘了醫藥代表們是在為誰工作,可以說是國內醫藥行業不正常的競爭導致了這種非常規手段提高銷量的方法。
    這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內藥企在產品上缺乏競爭力(這種不正常的營銷行為國內藥企占絕大多數,至少也是始作俑者),在國內藥企技術上和產品上沒有競爭力的情況下,灰色營銷行為無法避免。
    兩票制是什么,就是在公立藥品采購中實行逗兩票地——從藥企到流通企業一票,從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一票,最直白的解讀方式是,藥品流通過程要做到逗賬面合規地。
    但是僅做到賬面合規就足夠了嗎,可能要打一個問號。業內逗心照不宣地的是即便減少流通的環節避免了開票行為,但是在原有的流通結構之下,利益結構并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最沒有意外的是,關聯方已經找到了對策,比如藥企的高開、代理公司把自然人吸收為員工等。
    甚至有評論認為,在新的監管體系之下,既要保證原有利益分配,由要符合監管需求,最終的指向只能是把為了合規多出來的成本轉嫁到最終消費者身上,一句話就是,逗兩票制地最大的障礙是破除原有的利益結構。
    各地兩票制落地情況如何
    中醫里對逗沉疴地有幾種治療方案,或猛藥祛病灶,或溫方緩緩療疾。對于藥品流通環節存在的問題進行清理整治也一樣,有慢方也有猛藥。
    《通知》對兩票制在全國推行的時間安排是,2017年年底前,綜合醫改試點省份和前四批200個公立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所有公立醫療機構全面執行逗兩票制地,鼓勵其他地區實行逗兩票制地。
    而據動脈網統計,截至5月中旬,全國已有1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確定執行兩票制,4個省表示將在今年剩下時間內執行兩票制,另有12個省(自治區)還在等待具體的時間規劃。
    這里我們要先明晰一個概念是,綜合試點省份和需實行兩票制的省份有很大的重疊,將兩組清單對比起來看,可以明晰兩票制的實施范圍。
    首先是綜合醫改試點省份
    第一批:江蘇、安徽、福建、青海
    第二批:上海、浙江、湖南、重慶、四川、陜西、寧夏
    第三批:廣東、江西、甘肅、吉林(尚未批復)
    再是兩票制在全國的落地省市
    已經實施:北京、山西、陜西、河北、湖南、甘肅、四川、重慶、青海、寧夏、安徽、福建、遼寧、海南、浙江、西藏
    年內實施:廣東、上海、天津、吉林
    尚待規劃:內蒙古、黑龍江、湖北、江蘇、江西、山東、河南、貴州、廣西、云南、新疆
    這里我們挑選幾個省市兩票制執行情況進行討論,已經實施和尚待具體規劃的省市都會涉及,可以看到兩票制在執行層面遇到的問題,以及各產業參與方對兩票制的態度。
    首先是福建。福建全國醫改的樣本城市,其醫改經驗也被廣泛提及,福建開展兩票制也較早,從2009年就開始推行兩票制政策。福建兩票制的做法是,在公立藥品采購中明確由生產企業直接投標,繞開中間環節,實行統一采購、統一定價、統一配送。明確配送費控制標準,減少流通環節,擠掉藥價虛高水分,有效打擊藥品流通的底價包銷、過票洗錢等行為,有效控制藥品的虛高價格。
    福建的兩票制實施有三點經驗,分別是遏制掛票、走票行為;提高藥品配送集中度,降低配送費用;多方治理組合拳,遏制流通亂向。
    福建醫改監管部門在驗證兩票制時有以一個硬性邏輯,即通過第一票和第二票的差價來判斷企業的執行情況是否合理,如果兩票之間差價很大,則證明相關環節在執行過程當中進行了規避處理,監管部門知悉之后,會深入調查。
    其二是把藥品的配送集中起來,將福建全省劃定為數個采購片區,配送片區和醫保統籌,規定每個采購片區的配送企業不超過10個。通過這種做法,福建全省的配送企業從原來的200多家減少到62家,大幅提高了藥品配送企業的集中度,有效控制了藥品流通成本。有數據支撐的,福建全省的藥品配送費用由此前5%-8%降低至3%-5%,平均降低了2個百分點。
    其三是由醫保部門牽頭,從醫療保障政策指定、醫療監督管理、醫療服務價格談判、聯合采購配送和結算等入手,輔以醫保醫師管理,控制其處方額度和量。同時,福建擬改變藥品采購規則,從招標采購轉變為聯合限價陽光采購。
    第二個值得討論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市政府發布的《醫藥分開綜合改革實施方案》當中,關于兩票制是這么表述的:落實藥品購銷逗兩票制地(生產企業到流通企業開一次發票,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開一次發票)。
    北京醫改是一次大膽的嘗試
    同時鼓勵和規范集團采購、醫療聯合體采購和區域聯合采購,進一步提高醫療機構在藥品集中采購中的參與度,降低藥品、耗材價格。
    藥品采購全部在政府搭建的網上藥品集中采購平臺上進行,藥品采購價格實現與全國省級藥品集中采購最低價格動態聯動。
    公開公立醫療機構藥品采購品種、價格、數量和藥品調整變化情況,確保藥品采購各環節在陽光下運行。
    當然,北京實行的逗陽光采購地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藥品采購的價格,其定價標準是逗全國集采最低價地,意味著在動態調整框架之下,藥價會持續下降,這會給參與北京招投標的醫藥工業商業企業很大壓力。
    綜合福建和北京兩票制實施情況來看,基本可以概括已實施兩票制省市具體的操作路徑。比如從票據票入手,要求逗票貨款地一致,兩票比對,并從醫保支付、醫生處方管理等方向入手,遏制違規行為,加上從集中采購到陽光采購的過度,全面控制藥價,通過控制藥價的方式重塑藥品利益空間,讓參與方逗主動求變地。
    兩票制還有哪些問題沒解決看
    前面提到,兩票制的主要目的是逗降低藥價虛高地,從福建、北京實施的案例也可以看出,除了兩票制之外,監管層也輔以了各種政策來契合兩票制推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系統來看,藥價虛高可以說是我國藥品供需體系不完善的一個縮影,利益鏈條長,參與方多,分配機制已經形成了行業默契,牽一發而動全身。
    有數據顯示,公立藥品采購當中,虛高的藥價能夠占到總價的30%以上,該逗超額地部分由醫保、患者、保險等部門承擔。尤其是醫保,在當下醫保緊張甚至赤字的情況下,能夠通過過程控制降低負擔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福建兩票制實施過程當中有醫保部門參與的原因)。
    從控制藥價虛高的角度來看,兩票制絕不能成為唯一的抓手
    從我國藥企的競爭情況來說,造成其逗銷售導向地的主要原因是產品的競爭力不足,只能通過資源換渠道的方式進入市場。并且在形成路徑依賴之后,這種格局很難改變。
    回顧逗醫藥代表地的歷史,也能佐證這一點,在外資藥企進入中國時,鮮見商業賄賂行為——其主要靠學術推廣,等到內資藥企開始發展,行業賄賂開始拔苗。到內資藥企開始成為市場主流的時候,醫藥流通中的商業賄賂已經成為了行業逗潛規則地。
    在兩票制推行之后,藥企也找到了一些逗破局地的方式。比如把生產企業注冊地移至稅收低的地區——通過稅收優惠的方式彌補兩票制砍掉的商業利潤——保證原有的利益關聯方的可分配利潤不變。
    或者進行所謂的銷售外包(CSO)以實現票據處理的合規,把醫藥代理自然人組成公司,將渠道費用轉化為逗咨詢費用、市場費用地等。這一套流程實際上還是換湯不換藥,盡管看起來合規了,但是原有的利益體系被保存下來,破除藥品過程溢價并不能得到落實。
    另外全國兩票制政策中對兩票制中逗第一票地的界定是工業企業到流通企業,但是各地分開出臺的政策對于此又有不同解讀,比如重慶將國內總代視為一票,浙江把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視為一票等。
    另外如基層醫療(也屬于公立醫療體系)能不能增加一票,這些都有待實際操作中去探索,全國逗兩票制地也還有很大的調整方向。
    實際上,對于兩票制的實施,醫療機構、醫生等或有不同的看法。在逗醫藥分開地大背景下,藥品供給逐漸成為的負擔,有意愿將藥品轉移到院外,一些合辦藥房或者指定藥房開始出現。
    在這種格局下,合辦或指定藥房的處方流轉同樣可以成為利潤源頭,并且不在公立醫療監管框架體系之下,實施起來更為隱秘且難于追蹤。
    利潤分配的受益主體——醫生可能更有話說,以現狀而言,存在其勞動量和受益不匹配的問題,兩票制要重點打擊的灰色受益或為其利益補償。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監管層也知曉這種補償通道。但存在的問題是監管層很難將這部分利益納入監管框架之下——醫療人員待遇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由于其公立性質,醫療人員的待遇很容易被拿來與其他事業單位編制人員比較。
    所以在北京醫改當中,提高了逗體現醫護人員勞務價值地——診療費。當下這個費用的支付方還是以醫保為主,三級、二級、一級的平均報銷金額分別為40、30、20左右。
    盡管目前還沒有北京醫改公布的醫保支出數據,但是最終的指向只能是上漲。一方面看,通過兩票制等方式想砍掉醫療人員的額外收益,另一方面想通過提高診療費作為補償,可以肯定的是這兩者數據絕對存在大小量級的關系,所以很難確定最后的走向。
    可以確定的是,在逗醫改地持續深入推進的過程當中,兩票制只是一個先導政策。本輪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完善藥品的供給體系,避免灰色行為滋生的渠道競爭;
    其次是提升醫療人員的待遇,杜絕其合理化灰色行為的動機;體現在患者層面,就是以合理的付出(包括醫保支付和個人支付)享受到有價值的醫療服務。
    前路尚遠,逗三醫聯動地等政策蔚為關鍵,作為行業參與者,應該明晰兩票制在醫改當中所處的節點,正確應對,這或許是當下最該解決的問題。
    吉林省醫藥采購服務中心怎么樣?

    吉林省醫藥采購服務中心,本省范圍內,當前企業的注冊資本屬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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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有哪些藥品批發公司?
    好多的,吉林省長恒藥業有限公司、吉林省晨康藥業有限公司、吉林省鼎信眾邦藥業有限責任公司、
    藥品集中采購制度下藥品供應商何時可以拿到貨款
    藥品集中招標采購試點工作從1999年實施以來,作為過高和糾正不正之風的政策手段,得到衛、監察部等部門的支持,并加以推廣。然而,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中國醫藥商業協會等13家協會負責人,不久前致函國家有關部門,歷數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的弊端,要求終止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工作。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政策何去何從,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對此,本版刊出此文予以解讀。  政策目標與手段不匹配,是藥品集中招標采購陷入困境的原因  國家醫藥衛生管理部門制定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的初衷,一是希望通過該制度,以競價方式解決“藥品價格過高”問題;二是希望通過公開的招標程序,實現醫院藥品采購過程的“陽光化”,糾正藥品采購中的不正之風。  然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由于難以平衡藥品生產企業與醫療機構之間的利益,從實施開始就爭議不斷。藥品生產企業抱怨藥品招標次數太多,機構太多,企業不得不各地奔波參加投標,加重了企業負擔,甚至出現了藥品生產企業中標后醫院進貨量反而下降的“死標”情況。醫療機構在經過短暫的猶豫后,開始利用集中招標中的有利地位,擠壓藥品生產和流通企業的利潤空間,從而威脅到藥品生產行業的發展,使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處于進退兩難境地。13家醫藥企業行業協會上書事件就是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  專家估計,我國藥品價格構成中,生產領域僅占30%,批發領域占40%,零售領域占30%。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減少了流通環節,對降低藥品價格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藥品價格過高的原因不僅僅是流通環節多少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醫藥體制問題。  首先,醫療機構藥品銷售環節缺乏競爭,導致藥品價格居高不下。目前,醫療機構是我國藥品銷售的主要渠道,占80%的份額。大部分藥品由醫生處方消費,而在醫生處方不透明的情況下,患者沒有任何選擇權,只能接受醫療機構的高價。  其次,“以藥補醫”的補償機制使醫療機構獲得藥品較高價差的行為“合法化”。由于政府撥款有限,加上我國醫療服務定價普遍偏低,我國政府允許醫療機構采取銷售藥品獲取差價收入的“以藥養醫”政策,使藥品銷售與醫療機構、醫務人員之間就產生了直接的經濟利益關系,藥品價格越高越好。  再次,藥品消費環節缺乏費用制約機制,使得虛高的藥品價格得以實現。隨著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深入,個人承擔部分有所增加,但由于個人缺乏判斷藥品價格是否合理的必要知識和手段,而保險公司等專業機構目前尚未介入醫療保險藥品價格的審核過程,在最終消費環節也難以對過高藥品價格產生有效約束。  最后,由于缺乏基層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造成醫療機構尤其是城市大型綜合性醫療機構門診負荷過大,從而形成其藥品銷售的壟斷。而由全科醫生為社區患者提供常見病、慢性病的診療、預防保健及轉診服務,是打破大型醫療機構壟斷的關鍵之一。  目前的藥品集中招標只能對批發到醫療機構之間的40%藥品價格部分產生一定影響,而無法影響從醫療機構到患者之間藥品價格的30%部分。由于藥品集中招標沒有改變醫療機構在藥品零售中的壟斷地位(相反更加強化),沒有改變“以藥養醫”的補償機制,沒有引入新的醫療費用約束機制和建立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因此,已經降低的藥品價格部分也很難反映到藥品銷售的最終環節上。這不僅使集中招標采購降低藥品價格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時,藥品集中招標采購中存在的大量違規、違法現象也使這一政策正日益走向它的反面。  取消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只會使改革退回到起點,進一步完善這一制度,加快醫療機構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是上策  在我國傳統的醫藥衛生制度背景下,藥品生產企業與醫療機構之間已經結成牢固的“利益同盟”:高回扣和高價格成為生產企業與醫療機構的共同選擇,而患者的利益在藥品價格的形成中沒有任何機制給以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集中招標采購制度產生的壓力已經使這種“利益同盟”產生了一絲“裂縫”。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和醫藥監管部門的壓力下,醫療機構作出了選擇:利用在招標采購中的主導地位打壓藥品的購買價格,最大限度地截留由此獲得的好處。藥品生產企業則完全處于被動地位,除了仍然要承擔各種公關費用和回扣外,還要支付投標的各種成本,同時只能接受醫療機構開出的低價,藥品生產企業利潤空間日漸萎縮。  因此,僅僅依靠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不可能從根本上破除藥品生產企業與醫療機構之間的“利益同盟”關系。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一時機,在進一步完善目前的藥品集中招標制度的基礎上,加快相關制度的改革,包括弱化醫療機構在藥品銷售終端的壟斷地位和“以藥補醫”的補償機制,強化消費環節的費用審查機制,并出臺能夠實質性推動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政策等等。  如果繼續單獨推進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而無任何配套改革,則這一制度目前有限的降價效果也將逐漸消失殆盡。因為一旦大多數藥品生產企業意識到無路可走,便會設法與醫療機構在集中招標的制度安排下達成新的利益均衡。事實上,這種趨勢已經開始顯現:一些地方出現了中標藥品價格高于批發價數倍的現象。有媒體披露,批發商1.5元就可以供應一種注射液,而醫院中標進價竟然高達13.46元;同一種葛根素注射液,市場批發商供價為47.58元,而中標進貨價格高達127元。這種現象一旦蔓延開來,就意味著,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已經沒有任何存在價值了。  買方主導的藥品集中招標制度不符合我國國情,發展方向是第三方電子交易系統  從歐美國家的實踐看,藥品的集中采購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買方主導的采購模式;一種是第三方中立的采購模式。根據我國有關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的現行規定,醫療機構是招標采購的行為主體。醫療機構有權自行選擇招標代理機構,因此,我國藥品集中采購是買方主導的采購模式。而實際上,以衛生主管部門為主導的招標代理機構,使得買方主導模式變得更為復雜和低效。  從美國的情況看,買方主導的藥品集中采購模式能夠有效地節約采購成本,提高采購效率,規范采購行為。但這種買方主導的集中采購模式在我國產生了很多問題,原因在于兩國的產業環境與醫療衛生制度不同。美國制藥產業是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藥品生產企業的市場支配力比較強,同時由于醫藥分業,醫療機構在藥品采購市場的影響相對較小。因此買方主導的集中采購模式能夠有效改善醫療機構在交易中的不利地位,有利于藥品市場的發展。  而我國制藥產業的特征是企業規模小、數量多、總生產能力過剩,藥品生產企業的市場支配力很小,加上醫藥沒有分離,醫院壟斷了80%的藥品市場。采用買方主導的集中采購模式的結果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我國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的方向是發展獨立于買賣雙方的第三方電子交易系統。這種第三方電子交易系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由于買方主導模式強化醫療機構壟斷地位所導致的問題。電子化方式可以逐漸降低企業參與投標的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弱化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電子交易記錄提供的數據的安全與穩定性還可以為藥品監管提供便利等等。當然,相關的制度變革不跟上,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不可能徹底打破。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目前的藥品集中招標采購,還是未來的第三方電子交易系統,其在促進良好流通秩序和合理藥品價格形成方面的效果,最終都要取決于醫藥分離等相關的制度變革。  莫夸大藥品集中招標的作用  李憲法  近年來,一些地區在進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的政策定位和輿論引導時,忽視了集中招標采購作用范圍的有限性,賦予其過多的功能,造成公眾對這一制度的認識誤區。其主要表現:  一是誤認為集中招標采購可以降低藥品虛高價格。不少地區媒體報道的降價幅度是20%以上,個別地區甚至達到40%以上。但是,多數患者普遍認為沒有感覺到因此帶來的價格下降。這是由于媒體報告的價格降幅是成交藥品的算術平均價,反映的是所有成交候選品種的成交價格水平,同患者藥品費用支出不能直接掛鉤。患者的藥品費用是由醫療機構的用藥層次和用藥習慣決定的。  二是誤認為集中招標采購能夠從源頭上糾正藥品購銷中的不正之風。事實上,現行集中招標采購政策能夠起到糾風的作用,但無法從源頭上糾風。集中招標采購僅僅實現了成交信息的公開,多年來我國藥品購銷中不正之風主要發生在藥品的使用環節,也不屬于采購問題。如果認為現有的集中招標采購是陽光工程的話,那它只不過是刺破藥品交易黑幕的一縷陽光,還不能使藥品交易過程陽光普照。在集中招標采購的起步階段對糾風的期望值過高,是不切實際的。  三是誤認為集中招標采購可以減輕患者負擔。造成患者負擔過重的原因,有價格問題、質量問題、使用問題,但首先是使用問題———處方回扣導致的臨床不合理用藥是加重患者藥品費用負擔的主要原因。藥品采購行為,影響的都是藥品的價格水平,不是臨床醫生對藥品的選擇和合理應用。臨床用藥不合理加重患者負擔是一個醫療體制問題,涉及我國醫療行業長期存在的諸多深層次矛盾。在醫療體制改革全面深化,醫療機構補償機制得以完善之前,集中招標采購的好處將在很大程度上被臨床不合理用藥所抵消。  集中招標采購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改革措施,但在堅持這一制度的同時,也要認識到集中招標采購的作用范圍是有限的,只能規范采購行為,如果認為對藥品流通甚至醫療體制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都會“一招就靈”,只會降低集中招標采購政策的社會滿意度,增加改革的阻力。有關部門在進行集中招標采購的政策定位和輿論引導時,不應做這種有害無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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